陆永昌，男，1917年7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文登营村。幼年在大连随王象三、盛兰浴、刘茂芳先生学习中医。1938年考入了大连西岗汉医公会，被吸收为会员，正式获得行医资格。1961年被安排跟从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山东中医学院院长、全国著名老中医刘惠民先生学习。经过五年的师承授受，尽得其传，成为刘氏的嫡传弟子之一。1966年到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历任内科副主任、保健科主任、副院长和名誉院长等职。历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副理事长、山东中医学会内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学艺生涯
陆永昌，男，号盛五，1917年7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文登营村。兄妹共七人，行二。
小学毕业后被文登县立中学录取，因家中无力同时供给两个中学生，为保长兄学业，父亲让他辍学谋生。1931年正月初三早晨，不满14周岁的他辞别亲人，跟随堂伯父步行80多华里，到威海乘船去大连同德药房，学习中药生意兼学中医。
同德药房是一家大药房，享有盛誉，规矩也多，有两条店规，他记得最清：一是“丸散簿子”不允许转抄；二是店面上不允许看书。那时柜上有一本广录众家名方的“丸散簿子”，店规严令只许照方配药，不许抄录。这本“簿子”白天放在柜台上，晚间由掌柜亲自收管。店里还有规矩，有活干活，无事也不许离开门市，更不准外出。如有空闲，只能练习写毛笔字和打算盘，不许看书。掌柜认为看书容易入迷，会慢待顾客，耽误生意。如有违规，开除勿论。时值乱世，学徒授艺，十分不易。老堂伯求人托友找担保，他才得以被收做徒弟，规定三年之内白干，不许回家，仅管吃住。机会已属难得，老堂伯千叮万嘱，切不敢违规。
年少的他明白长辈的良苦用心，并很快对中医中药产生兴趣。学徒生涯十分艰辛。吃苦受累自是常事，想家思亲更是难耐。名义是学徒，其实无人带教，学与不学尚且无人过问，其他更不必说。学徒在店里地位最低，谁都可以指使你。干活要勤，苦脏累活儿要抢先干。扫地、打水、生炉子，甚至给东家铺床、倒痰盂也得干，通常每天的干活时间不少于十四五个小时。不该知道的装作没见，那叫“紧睁眼慢说话”。师傅不想教的问也白搭，想长本事靠自己留心。老师傅炮制药材时眼看心记，边学边悟。由于他循规守矩，加之平时尊敬师傅和师兄，不欺负新徒弟，勤快好学，得到厚爱，师傅和师兄们既乐于传授指教中药炮制窍门或要领，又能放心放手，自己不辞辛苦，中药知识与炮制技术长进很快，一年后就已经可以熟认中药材并能识别优劣，两年后就会加工炮制饮片和丸散。
药方也全靠自学甚至“偷学”，白天配药时看“丸散簿子”，边看边背，晚上回去记在本子上，第二天再查看有无遗漏。这样，每天记住三两首药方，进店不到一年就背完了整本方子。此后两年时间里，白天继续当药工，利用夜晚他背熟了“汤头歌”和“药性赋”等数本中医药学典籍。每逢雨雪天不能晾晒饮片，柜上生意少，只能打算盘，练毛笔字，其时大家经常比赛算盘（陆老打算盘又快又准，还有一手好毛笔字，他说大多得益于那时的练习）。堂伯父给找来的医书，白天不能看就晚上看。一尺来宽的柜台，到晚上就是床，直到瞌睡得熬不住了才睡觉。有时候睡熟了，不知怎么，早晨醒来才发现自己睡在了地上。有时师兄弟们互相闹着玩，等躺在柜台门上的人睡熟了，将柜台门放下让他头朝下，居然也能睡到天亮。
三年学徒期满，东家说是块好料，就留下他做店员。这才熬到了可以站柜台抓药，住阁楼有床，还可以领到一点工钱。说是住“床”，其实阁楼狭小，硬是塞满了七八名学徒，除大师兄外，大家只能互相拥挤，多数时候只能侧身而卧，想入睡也难。或许是这段学徒经历的印象过于深刻，此后他竟养成了奇特的终身习惯：如是侧身卧床，必未入睡；如是平躺卧床，必是熟睡。
他终生无抽烟、饮酒和喝茶三种嗜好，自少年时代即嗜好购藏医书。当年的阁楼上没有电灯，点油灯照明。有一次，看书至下半夜，不知不觉入睡，直至手中医书被油灯燃着，烧手痛醒，赶快扑打，并亏得几个伙伴们帮忙，才免于着火。所幸人缘极好，无人走漏风声，否则一准要卷铺盖走人，为此他还请大家吃了一包从不舍得买的桃酥果子（注：我辈小时尚见过这本被烧残的线装书――《医宗金鉴・内科心法要诀》，后被人转借丢失）。
在大连学徒期间，他还拜坐堂名医王象三等三位先生为师学医，崇敬有加，时时请教，老先生也乐意对他启发指点。由于刻苦学习，又有名师指点，虽然同时做店员和学中医，学问仍大有进境，相继学习了《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等。
“九一八”和“七七”事变时，他被迫两次返回原籍，又在其父教谕下重读《四书》和精读《古文观止》等，使古文学识大有长进。
晚年他曾多次回忆当年经历的细节，常谓“学徒住药铺年代，虽然规矩繁多，生活清苦，但养成的习惯，打下的基本功，一生受益”。他常教诲我辈，学习中医真功夫，要做到“眼勤、手勤、嘴勤”。“眼勤”指多读古今医书，多学他人经验，所谓“博采众长”；“手勤”指多写读书笔记，多记所见所闻，多动手操作，所谓“集腋成裘”，他终生习惯于读书时随笔记录心得、经验和秘方，现存笔记仍不下数十万字，即使已至耄耋之年仍是如此； “嘴勤”指多问常问，真正能做到不耻下问，不懂就问，所谓“学自好问始”，学问之道，学与问总是相联，问了学了记住了才是个人的“学问”，其贵在持之以恒。
初出医庐
陆永昌于1938年考入大连西岗区汉医公会，正式获得行医资格。1940年前后，有原籍乡邻宋氏患“滑胎”（习惯性流产），连续多次小产，经他辨治处方，不久胎安人平，如期顺产。当时“滑胎”在寻常百姓看来充满了神秘色彩，各种各样的说法广为流行，甚至多与风水神道等迷信观念掺合，而出道不久的“小陆先生”竞能出手治愈，一时传为美谈。此后接连治好几例“奇病”、“老病”，使他在当地名声渐起。
1949年胶东革命老区政府开始筹建早期的医疗卫生机构，他参加了原籍松山区医药部的筹建工作，并在1950年年初开业后任中医师（当地称为中医先生）。那时医生又坐堂又出诊，还要抽空种植中药。出诊多是急重症，也不分内外妇儿科，赶上谁的班谁就要去。往返一二十里，有马车就很难得，步行爬坡淌河是常事。他以良好的工作精神和医疗技术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肯定与好评，获得过“一等模范奖”。
1957年被莱阳专区卫生局选送到著名的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时位于灵岩寺）学习。他珍惜难得的机会，刻苦认真学习，1958年结业时各科成绩均为5分，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与其他4人同被留校任教。1960年抽调到建校不久的山东中医学院担任针灸教员。
在1959年和1960年期间，他与钟岳琦、孙重三等同事合作，有大量著作问世，其中以推拿、针灸和为广大农民服务的实用性书籍最多，对推广针灸推拿技术以及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难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他们的数部书籍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均在30000册以上，《通俗针灸手册》先后3次印刷共80000册，《简易针灸学》先后7次印刷共149000册。
师承授受
1960年至1965年，陆永昌受组织委派，跟随全国著名老中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山东中医学院兼山东省立中医院院长刘惠民先生学习，继承和整理经验，为嫡传弟子之一，深得其传。刘惠民老先生德艺双馨，闻名国内外，曾为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省内外的老干部、老红军诊病，1957年作为保健医师跟随毛主席到莫斯科访问，还为多位苏联领导人诊病。当年毛主席问他“你认为西医学习中医好，还是中医学习西医好”，刘老先生认真回答“西医学习中医好”。毛主席赞赏他的回答，并加以指示。1959年党中央发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提倡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西学中的热潮。山东中医师承班应时而生。刘老为指导老师，共有四名徒弟．后被山东省中医药界称为刘老先生的“四大高徒”。由于山东省卫生厅的重视和支持，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师徒们教得认真、学得勤奋，称得上是建国以来全国较早的名老中医带徒学习的典范。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中医师徒传承班被解散，四名徒弟被分到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山东省立中医院）和中医药研究所，后来都成为山东省中医界的学术骨干和业务领导。他被分配到附属医院内科任副主任，主管肾病病房。不久，刘老先生即被当成资产阶级权威受到了冲击。
他曾讲过一事：“在那段刘老被隔离的日子里，一天深夜，他身边唯一的亲人，他的孙子悄悄来敲门，哭着说：‘陆叔，我爷爷病得快不行了。’在那种特殊的年月，与资产阶级权威不能划清界限，很可能受到牵连。那时我只想到他是我的老师，赶快过去一看，刘老先生高烧神昏，腹胀难忍，极似罹患急性阑尾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摘下屋门板，让老人躺上，我们俩人连拖带抬地将他送进医院。外科主任和值班人员很不错，不避风险，给他做了急症手术。开刀时阑尾已经化脓，经抢救转危为安。”
他始终说，师承授受，受益非浅；有幸跟师临诊和出诊会诊，增进了医术和见识，业师的高超医技和高尚医德永远是心中的榜样。
耕耘杏林
一、技术成果
他毕生勤于中医临证、科研和教学，曾主编《儿科推拿疗法简编》、《儿科推拿手册》、《简易针灸学》、《针灸手册》、 《针灸经穴挂图》，参编《山东农村常见病手册》、
《山东中草药手册》、《灵枢经语释》等，并参加了卫生部指定古籍《黄帝内经素问校释》、《针灸甲乙经校释》等的审稿及定稿工作。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在《中医杂志》发表的《老年便秘证治》、《泄泻证治》、《病毒性心肌炎证治》等专题论述被译成日文，发行国外。
60年代，在内科工作期间，始终坚持按时出诊和查管病房，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年月，也风雨无阻。医疗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提高，治好了如血小板增多症、尿崩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慢性肾功能衰竭等许多疑难杂病，不少省内外病人来诊，还有海外归国探亲的华侨慕名而来。
70年代，医院建立保健科，被任命为主任，工作重心转为老年病。干部保健事业既要求技术精湛，更要求服务周到，他深知工作分量，对每个病例都做到认真观察，详细记录，审慎为之。经他治疗的病员，疗效满意，心情舒畅。此后，还曾经多次应邀去北京为高级首长诊病。
作为山东省中医界代表，先后参加全国中西医结合规划工作会议、全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即著名的“衡阳会议”），曾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从医最后十余年，他致力于中风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成绩卓著。1983年7月，作为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学术带头人参加在烟台成立的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现称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全国中风病科研协作组”，首次提出以“中风病”作为脑血管疾病所致卒中的中医病名，以区分于其他“中风”，得到与会专家认同。他作为协作组山东分组负责人参与制定了《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经过全国试用观察及修订，1987年在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上通过专家论证，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转全国应用。从此，“中风病”成为脑卒中的中医诊断专用名词，为中医诊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研究作出了贡献。
1985年之后，他将中风病的研究带入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先后参加了全国中风病协作组的卫生部课题和国家科委“七五”重大科技攻关课题，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坚持每周查房，指导中青年医师，共同圆满完成了科研观察任务，得到全国课题组的好评。作为主要研究者参加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获得1986年度卫生部重大科研成果乙等奖，“清开灵注射液治疗中风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得1989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清开灵注射液治疗中风病痰热证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得1991年度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其指导的“中风病中医护理规范及临床研究”获得1990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进步三等奖。1992年全国中风病协作组扩展为全国脑病急症协作组，仍被任命为协作组顾问和山东分组负责人，继续参加了国家“八五”攻关课题的研究工作。
他是山东中医学院第一批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历任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副主任、保健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六届山东省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科学技木协会第二届和第三届常务委员、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荣誉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科普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第三届内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兼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山东分会内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老年医学会山东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山东分会顾问；山东省卫生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1991年被国家卫生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首批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5月离职休养。
一、学术思想
1．重视“治病必求其本”，长于温补
临证素循“治病必求于本”和“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之明训。力践外感贵在急图驱邪，使邪去则体自安；内伤宜于缓治扶正，使正气复则邪自退；强调“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
深受先贤张景岳和业师刘惠民学术思想之影响，论医首重辨别阴阳虚实，“胜者责之、虚者责之”，特别重视“肾为先天之本”，奉《景岳全书》“为人不可不知医，以命为重也；而命之所系，惟阴与阳，不识阴阳，焉知医理？”“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之为圭臬。”结合个人实践经验，认为杂病无论七情、六淫、饮食等病因，可起于心肺肝脾，但“及其甚也，则四脏相移，必归脾肾”，“虚邪之至，害必归阴；五脏之伤，穷必及肾”。在临床上重视虚损证，以“肾为五脏之本”为纲领，以治肾为“此源流之必然，即治疗之要着”，治法多从补肾人手调补阴阳，多以温补阳气为重，然并非仅执温补，不求辨证，其重在温补而不忘养阴，并擅长填补精血以治形，最为推崇“善补阳者，必欲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欲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和“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有使气中生精，此自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
2．强调辨证论治，注重灵活变通
主张师学古方古法，重视诵习四大中医经典，讲授和临证均做到典有出处，方有溯源，认为无继承则无以发展；又以“创新不离宗，师古不泥古”自勉，重视四诊合参，强调辨证论治，主张审证求因，“谨守病机、各司其属”。
主张临证以理统法统方而后投药，并极力抨击“一方通治”之弊，力倡知常达变、防微杜渐和把握病机、不失其时，注重实践之中活用定规，“有是证，用是药”，疾病变化万千，当不具成见，不以个人所好而为温补寒凉。
如对中风病急性期之痰热腑实证，主张调气以先，从整体上纠正气血之逆乱，促进神明之复清，待风火痰瘀涤清之后始论其肝肾虚实，从“六腑”和“络脉”人手，既力倡“釜底抽薪”、“以急应急”，注重通腑泻下，又谨防虚损，以祛邪为首务，中病即止，“以知为度，不必尽泻”，刻顾免伤已弱之正气。强调因人而异，明辨通腑：初期痰热腑实俱盛，多用生大黄、枳实通腑泄热，畅利中焦，调畅气机；若痰减热消、瘀血阻络为主则改用酒大黄，以助活血化瘀，缓缓通腑。如属气虚腑气不通，则以补阳还五汤加炒枳实、火麻仁等；阴虚腑气不通，用生地黄、当归、桃仁等；阳虚腑气不通则选肉苁蓉、生黄芪等，总使正气得助，邪有出路，正所谓“气得上下，五脏安定”。
3．辨证用药，力倡医精必明药性
毕生践行“用药如用兵，处方如布阵”，强调精通药性，推崇选用地道药材，主张临证选择用药必须审清病情证候阴阳和把握中药药性，二者缺一不可。
如辨治久泻，肉豆蔻、诃子肉、木香当煨熟用更宜；白芍苦酸微寒，炒用略减其寒性，存其柔肝和脾、缓急止痛、止泻之效；泽泻味甘性寒，炒用去其寒凉之性，存其利水渗湿之用，与健脾和胃之炒神曲、补火生土之炒故纸并用，有开有合，既有止泻之功，又无碍中之弊；罂粟壳醋炒不仅能增固肠止泻之效，且能避其成瘾之弊；胡桃仁甘温入肾而质润，炒用去脂皮，为免涩肠之弊等等。
又如，他认为“清开灵”组方脱胎于安官牛黄丸，尽管剂型改良为针剂，仍属于中药范畴，其功效取决于药性。清开灵注射液是中药复方针剂，相对于传统汤药剂型的突出优势是能方便和迅速应用于急危重症病人，如果脱离对疾病和证候演变规律的正确认识，一味地只抓“适应证”，盲目扩大应用指征，必然适得其反。为此，探究清开灵注射液的合理运用仍必须从安官牛黄丸药性着手，体现辨证用药思路，先议病后议药，在扩大治疗范围的同时，严格掌握其证候，既要参考现代药理研究，更要遵循辨证施治原则，严防“中药西用”。
他自入医门即下苦功夫辨清百草真伪，对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和配伍宜忌均了如指掌，多年来空暇常亲历加工炮制，对诸如熬制膏药、配制丸散等得心应手。著名的济南建联药店即曾聘请他为开业技术顾问。
4．临证无小事，医者当用心
他常以“心欲细而胆欲大，行欲圆而智欲方”言传身教，于门诊或查房时，对每名病入特别是首诊病人，查看询问详细，处方完成总要叮咛交代各种煎服忌口或调摄养生方法。他的毛笔和钢笔书法均出众，病历书写认真，特别是每味药品均尽可能书写三字或四字，如公丁香、青竹茹、粉葛根、嫩桑枝、子黄芩、台党参、川杜仲、淮山药、焦白术、姜半夏、炙紫菀、川黄连、白扁豆花、九节菖蒲等，常谓如此则即便误笔，也能前后对照而不致错配误入，至今仍有病人保存他所写的病历和处方作为纪念。无论忙闲，有关诊病事宜他从不草率敷衍，甚至对来信问病求方者，总是亲笔回复，时有写至深夜。
三、医术特色
他毕生致力中医临床，尤为擅长对中风病、老年病、肾病以及胃肠病的辨治，对针灸、儿科推拿及妇科病也颇有研究。
1．谨遵古训，而不拘泥于古人之方
遣方用药自成一格，精于配伍。其审证精详，辨证细腻，处方多由数个古方化裁而成，时用原方，时采方意，立法严谨，主次分明，配合巧妙，浑然一体，药味繁多而不杂乱，药性搭配法度森严而无不相合，善用“对药”，绝无堆砌，特别注重随证加减。例如他善用归脾汤治疗心脾两虚所致失眠症，若因肝郁化热、上扰胸胁，症见烦躁疑虑者，加柴胡、香附以疏肝除烦、清利胸胁，其意在取香附之性疏而消散；因肝阴亏虚，症见躁动心烦惊悸者，加柴胡、白芍以疏肝柔肝、行气解郁，其意在取白芍之性疏而柔解。药虽一味之差，药性一散一柔，对促进病机之转化，实有不同效用。
2．执药平治，寓理法于深意
擅长以貌似平淡之品或有悖常理之味斩获佳效，调和寒热阴阳以药性中庸，习用不温不燥、性味平和之药。如长于温补而力忌峻补，制方用药重视精血与阴阳互根互用，补益精血除常用当归、枸杞子、山茱萸、山药等柔润养阴之品，认为鹿胶、菟丝子、肉苁蓉、杜仲、巴戟天等甘温之品亦有柔润填精功效，然对所谓血肉有情、补肾填精之品仅常用龟胶、紫河车、阿胶、羊睾丸等。平素亦少用耗气破血、逐水峻下及大寒大热之品。
又如，对“十八反”主张更可能是有条件下的相对配伍禁忌，应当谨慎合用，合理利用配伍矛盾，借反药以相激，相反相成，增效减毒，或缓其药性，使其滞留病所，利于局部治疗等。在辨治瘿瘤瘰疬之时，主张“有斯证，用斯药”，当用则用，不受“十八反”成说之约束，赞同“海藻玉壶汤”用海藻与甘草以协同调和药力，以治颈部淋巴结结核、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瘤、单纯性及地方性甲状腺肿大等，屡获良效而未见毒副作用。
风范长存
他毕生实践“为患者解除病痛，为同志排忧解难”和“雍容大度，虚怀若谷”的做人宗旨，留下了一代儒医精神。
一、仁心仁术，慈爱为怀
他从事中医药事业60余年，从未离开医疗第一线，坚持临床工作直至79岁高龄，终生视病患为亲人，从不以“名医”自居，不管严寒酷暑、昼夜晨昏，对求诊者不分身份地位、亲疏远近，一视同仁，全心全意服务，态度历来亲切和蔼，诊治极端仔细耐心，生前身后均赢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名医面前病人多，无论怎样繁忙，他从不拒绝来诊者。20世纪60、70年代，每逢他回乡探亲，都有乡亲上门看病，还有人从上百里地外推车来诊。有时自己饭都顾不上吃，还拿出仅有的细粮，让远道候诊者在家中吃饭。60年代中期，乡亲中有连生“五软儿”者，经他治疗后痊愈，所生三个子女个个健康，并且都考上大学，成为人才，在当地传为佳话。他早年治愈的“滑胎”及不孕症患者所生子女，现今已60多岁，儿孙满堂。在故乡，乡亲们说他是大名医，可从不摆架子，更不欺贫爱富。他的诊室内外常常挤满慕名而来的患者，但他从不敷衍，总是耐心倾听患者对病情的陈述，细致诊脉，审慎处方。有危重病人，他会优先安排诊疗。即使已经挂满号，外地患者他仍然可以不顾休息继续耐心诊疗。其门生弟子侍诊时拖班早成惯例，推迟餐时习以为常。 70年代后，他的高级干部保健任务繁重，很多普通病人门诊时间排不上号，就业余时间上门看病，有时在家中吃饭时登门求医之人接二连三，夜里也常有人敲门，他总是热情接待，认真诊治，常常令患者感动得热泪盈眶。相邻群众都说，陆老的病号上至高级干部，下到拉车工人，他都一律相待。时至今日，仍有病人记忆犹新。
二、不计名利，甘当人梯
他常以业师刘老先生的医术医德勉励后学和子女，不因名利所累，更不为金钱所动，恪守“医乃仁术，济世为怀”，并赋小诗一首自律：“医乃仁术德为先，莫嫌此道生财艰，能治病人起沉疴，一生清贫乐自然”o他推崇温补养阴，却终生很少开贵重药材，常谓要让大多数老百姓看得起病。即使有病人主动要求开所谓贵重补药，如不宜进补或峻补，他也耐心开导，常谓“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或“药重方证相契，而非价高则效强。”
他毫无保留地培养了一大批中医学术骨干，传道解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门生弟子修改论文书稿多时能达近百处、不惜为一字一句遍查群书，为标点符号斟酌修订。他为提携后学呕心沥血，他将以自己整套理论和处方的科研获奖项目的主要名次让给中青年学术继承人，仅具以顾问而不计排名。他自己从不去争名夺利，还说领导和人民给他的荣誉已经够多了。他尽可能想方设法帮助同志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为医院的建设劳碌奔波，现在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大楼都是建成于计划经济时期，为跑建材，找车皮，不管当时自己发烧，冒雨乘车去东北伊春，木材运回来，自己却病倒了。直到晚年他还在为医院争取建设用地。所有这些，至今一些老同志仍念念不忘。
他一生生活俭朴，廉洁自律0 80年代，曾有一位济南市主要领导，出于关心，看到他的住房条件太差，主动提出为他更换一处大房子，说：“帮助老知识分子改善生活条件，尤其是像你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是我的责任。老百姓不会责怪我，更不会说这是走后门”。他十分感谢领导的关怀，但婉言谢绝：“省中医院的职工大都住得不好，我个人住上好房子，心中难安”。在那所旧屋里，他一直住到生命终点。
三、宁静淡泊，实事求是
他为人忠厚，与人为善，与世无争，从不搞是非，不论是60余年的从医诊病生涯，还是出任行政领导的近20年岁月，从没有与病人或同事红过脸，更没有闹过任何医疗或工作纠纷。一生清名，在他故去多年，始终为人所共誉。
遇到现代医学技术的难题时，他历来主张学术民主和畅所欲言，每次都会和同事、弟子们共同讨论，从不端所谓“权威架势”。
陆永昌以平和慈善的性格，勤奋严谨的学风，不遗余力地工作，走过了他82年的人生路-1998年3月14日15时40分，因心搏骤停，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噩耗传开，无数人为之悲痛。唁电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传来，花圈摆满门前的街道，给他发来唁电的有全国各地的医疗卫生单位和中医药名家，也有省市自治区的机构和领导。为他送行的群众，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其怀念哀悼之情令人感动，久不能泯。
原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党组织和群众给予他的评价是：“陆永昌同志忠于党的中医事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尚的革命情操。他一生致力于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视病人如亲人，从不草率敷衍。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治学严谨，学验俱丰。虽已年过八旬，仍不遗余力地工作。陆老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为继承和发展党的中医事业，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助人为乐，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一生保持优良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